《中国绿色时报》2017年6月16日讯 记者丁洪美 潘春芳报道

　　今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采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锋博士，并以“中国绿色长城抗击荒漠化”的醒目标题，报道中国防治荒漠化的事业与成就。美国《国家地理》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其读者不仅有专业学者，更多则是普通大众。为进一步了解美国《国家地理》这篇文章的内容及其影响，深入报道中国防治荒漠化的伟大事业和卓越成就，《中国绿色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卢琦研究员和荒漠化研究所青年专家、中国林科院杰出青年王锋博士。

　　美国《国家地理》采访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夕，《国家地理》发表这篇文章有什么特殊意义？

　　王锋：这篇报道从生活在腾格里沙漠附近的中国牧民生活说起，通过引用牧民、科学家、美国智库的社会学家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长的陈述，呼吁人类认识当前荒 漠化的严峻形势——全球有接近1/4的土地已经是荒漠或者面临荒漠化威胁。报道中提到，荒漠化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更是全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同时指出，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来防治荒漠化。中国荒漠化的面积从1999年之后开始减少。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很多地方包括中国西部干旱地区，仍然面临荒漠化的严峻挑战。在这篇报道里，作者也引用了不同人的观点来阐述防沙治沙问题。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中国绿色长城抗击荒漠化”；结尾处这样写道：“回到腾格里沙漠，牧民巴音特哥德勒审视着他的未来。从现在起，他要坚持下去，希望他家乡的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报道里的每个人都相信，荒漠化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相信这篇报道将唤起全球公众、专业人士和各国政府对荒漠化的关注。

　　请问，王博士，为什么美国《国 家地理》会想到采访你？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找到并采访到你的？

　　王锋：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荒漠化防治方面的研究论文。论文发表之后，有很多国家的科学家来信跟我们索要全文。我想，这些论文不仅在荒漠化防治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拥有大量普通公众读者的美国 《国家地理》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的另一篇有关中国 “三北” 地区不同区域造林效果的论文，很快将在土地利用领域核心期刊《Land Use Policy（土地利用政策）》上刊出。

　　可以这么说吗，我们国家的荒漠化治理是在不断地改进中完善和提高？

　　王锋：确实，我认为，我们国家生态修复与保护方案一直在不断提升和改进。我们国家从1978 年末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如今已快40年了。随着科技进步，政府、科学 家和公众对科学造林认识的提高，40年来我们一直在改进。没有之前的尝试，就没有后面 的进步和成功！我们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其中包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吴波研究员主持的“京津冀风沙源区沙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这些研发计划的目的就是要重点研发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和退化草地修复等技术模式，发展新的典型退化生态区域生态治理、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系统性技术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美国的合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生态水文实验室的辛西亚·葛恩莎弗蒂博士，利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最新开发的“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型”，追踪了2017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沙尘暴的来源路径，此次沙尘暴起源于我国西部沙漠。五六年前，当时荒漠化研究所牵头组织“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规 划思路研究”，其中在确定“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治理范围时，就重点考量了导致北京出现沙尘暴的3条沙尘传输路径，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我国西部沙漠的长距离沙尘输送。2017年5月4日北京发生的沙尘暴的输送路径与我们当时规划方案制定时的预测完全一致，说明2012年作出的规划思路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证明我国制定的国家生态工程规划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论作出的科学裁量。

　　卢所长，你既是领导又是治沙专家，你怎样评价和判断中国的 防治荒漠化事业与成就？

　　卢琦：根据我掌握的数据和信息，我认为，我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率先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土地退化零增长，至少提前了10年，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了“面积双减少、程度双减轻”；二是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在防治荒漠化工作中发挥了主导性功能和作用——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三大“国字号”生态工程，在我国北方与风沙搏击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三是生态与产业的连体结合，或者说“生态治理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技术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沙区生态的长治久安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五次全国荒漠化监测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1.1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2.12万平方公里。与2009年相比，5年间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1980平方公里。实际有效治理的沙化土地面积20.37万平方公里，占沙化土地面积的11.8%。我国荒漠化和沙化的总体状况是，连续3个监测期双缩减，呈现整体遏制、持续缩减、生态功能增强、治理效果明显的良好态势。

　　我国自1978年启动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标志着国家意志开展生态治理的发端。2000年前后，又通过一系列国家级生态大工程的相继实施，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明显改善了我国北方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沙尘暴的频度降低、强度减弱、范围缩小，尤其在“三北”地区更为明显。这个结论我在2015年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上有过报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谈明洪博士和李秀彬研究员2015年发表的研究论文里也有类似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是一项世界上实施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工造林活动，被誉为“绿色长城”，对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三北”地区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了，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森林资源数据，我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森林覆盖度从1978年的5.05%，提高到2016年的13.02%。在王锋博士即将发表的论文里，也有30多年来中国 北方地区植被覆盖度变化的数据支持。

　　在积极开展生态治理的同时，我国还在沙区开展了适度利用的先行先试工作。适度发展沙区产业，如风电、光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硅砂综合利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品制作等)，食疗、药疗、沙疗（苁蓉、锁阳、螺旋藻、麻黄、苦豆子、甘草等种植、加工、制药），推动建设沙漠公园、地质公园等开展生态旅游业，等等。沙区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解决了沙区民众的生计问题，而且可以反哺沙化治理，巩固治沙成果。

　　我国防治荒漠化工作正是通过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理念，按照优先保护、积极治理、适度利用的“三大法宝”，使沙区生态得到有效改善，沙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沙区百姓得以脱贫致富，正在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美好愿景。

　　荒漠化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更是全世界面临的首要环境问题。中国政府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从1978年开始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生态工程，成立了很多关心荒漠化防治的民间团体，如“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等，以及行业部门一年一度的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纪念活动，从法规制定到工程实践以及公众意识提升等各个方面，有力促进了中国防治荒漠化事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治理和修复的国家大工程，不但目前全球只有中国仍在实施，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也是极其罕见的。我相信，中国治沙的实践和经验，对全球治理荒漠化都是宝贵的财富和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