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罗伊·斯夸尔，这个名字已被写进中国防沙治沙事业的功劳簿。

　　他主持的“东北亚沙尘暴防治”项目将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联系到一个平台上工作，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搭建了区域沙尘暴监测及早期预警网络的总体框架。

　　他倡导参与式土地监测系统开发，激励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防沙治沙中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状况，还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便提出了干旱区“碳截存潜力”的概念，相当于当下流行的“碳汇”的概念。

　　他是中国许多年轻专家的启蒙者，不仅仅传授“怎样做”，更注重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

　　在甘肃、宁夏、新疆或是内蒙古沙区，在中国林科院、北京林业大学和兰州大学，到处都留下了斯夸尔的足迹。自1985年首次来华执行国际项目，他已走遍我国北方12个省（区），累计在华工作超过65个月。一些沙区农民也许记不住这个拗口的外国名字，但提起澳大利亚的防沙治沙专家，一定会恍然大悟地说：“哦，那个白胡子老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中国防沙治沙还需政府担纲

　　澳大利亚和中国在防沙治沙方面有何不同？

　　斯夸尔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在防沙治沙方面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与澳大利亚一样，中国也有不少区域正遭受荒漠化的影响。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人口没有中国多，干旱地区在地形上多是平原，当地群众基本可以承担得起防沙治沙的成本和任务；而中国的干旱地区仍然居住着众多居民，生活比较贫困，因此，防沙治沙必须主要由政府来组织和承担。

　　澳大利亚有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法案》，其中包含了与动植物、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有关的部分。这部法案就像一棵树，各种自然资源的问题便是这棵树的枝枝叶叶。而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针对每一种资源专门立法，各种自然资源的问题便成了很多棵树，缺乏整体性。

　　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防沙治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理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人们认为沙漠化的问题只存在于沙区，而现在，陕西、河北等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荒漠化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沙漠化的总体情况虽然还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防沙治沙不只是个技术活儿

　　防沙治沙需要资金和技术投入，也要考虑当地居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如何解决防沙治沙与当地百姓生计之间的矛盾？

　　作为中国参与式土地监测系统开发的首倡者，斯夸尔认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到防沙治沙中来。

　　他说，防沙治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和地方发展规划、当地居民生计等息息相关，因此，应实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IEM），即：在技术层面，集成治沙、节水、畜牧、土地监测等多种科技手段；在管理层面，包含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在规划层面，将自然资源管理从一开始就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考虑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方的实际和意见。中国干旱地区的人们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防沙治沙的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至少要三五年的时间，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来帮助百姓度过这段时间，引导发展产业，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保障。除了国家投入，还要吸引公司等社会主体以产业的方式参与防沙治沙。例如引进企业来发展当地生态旅游或者是和自然资源有关的产业，打造出一个可以获得回报的样板。这样的多方参与才能最终获得多赢的最优结果，即国家获得生态效益、公司和百姓获得经济收益，地方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和发展。

　　在沙区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还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来保障、吸引和激励更多人投入防沙治沙。例如要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稳定，如果农民栽完树没几天，政府又要收回土地盖房子，这样肯定不行。对于土地条件不好的地方，要建立补偿机制。

　　不仅要学会“怎样做”，还要学会思考“为什么”

　　斯夸尔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自然资源学院的创办人，也是很多中国年轻专家的“洋师傅”。很多与斯夸尔合作过的中国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干旱区管理和荒漠化研究领域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才。

　　在中国的20多年间，斯夸尔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青年师生开展科研和实验，甚至帮忙审阅论文。在他的推动下，新疆八一农学院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之间正式建立了师生交换机制。

　　斯夸尔说，培养年轻人才是促进防沙治沙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希望能帮助中国的年轻人扩大视野、多角度观察、创新思维，让他们不仅仅学会“怎样做”，还要学会思考“为什么”。

　　采访结束后，斯夸尔教授匆匆赶去机场返回澳大利亚。第二天，记者便收到了他发来的电子邮件，详细地介绍了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管理法案。他对一个无知年轻人的耐心和细心让我意外并感动，他对中国防沙治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所体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想起他在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沙尘暴或土地荒漠化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