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守正院士等我院专家在小陇山考察指导

我院林业所所长张建国研究员等专家在小陇山工作并现场指导

马常耕先生（左）、王军辉（右）研究员与马建伟教授级高工（中）共同观察楸树花结构

芬兰林业研究所树木育种站林木遗传改良专家班迪（左）在小陇山考察

落叶松林

30年生欧洲云杉

沙坝国家云杉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保存林

 　　编者按：自2000年以来，我院先后与21个省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多个地县级政府签订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联合建设了20多个共建机构，共同完成了10多个省市的林业发展战略研究，合作实施了一大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组织推广了一系列先进的适用技术，建立和完善了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体系，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可贵的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骨干人才，有力促进了相关区域发展和农民致富。
        院省合作，离不开双方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科技工作者的执着奉献，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诸多合作中，我院与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半个多世纪友好合作的一个个亮丽的微镜头：“携手半个多世纪　科技成果稳落地”、“山林里的‘林科院专家’”、“倾心林木良种选育与森林培育的孺子牛”、“大山深处33年的守护”等，是我院院省合作的美丽缩影，也正是我院当前“林科精神”大家谈的最好写照——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携手半个多世纪　科技成果稳落地

——中国林科院与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科技合作纪实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了次生林经营。1959年，林业部在甘肃天水召开了北方14省（区）天然次生林经营工作会议，会后部署了次生林研究工作。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谭震林，在召集林业部和甘肃省有关负责人研究关于小陇山林业实验林区规划工作时指出：“首先要在小陇山林区按照北欧的经营方法搞个试点，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学习北欧集约经营、永续利用的经验来。”由此，林业部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应运而生。
　　1963年,在国家科委和林业部制定的《1963—1972年林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中，将次生林抚育改造列为了研究课题。在林业部的部署下，我院以林业所为主的大批专家投身其中，与甘肃省林科所、小陇山总场协作，开展了大规模的次生林抚育改造研究，与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以下简称小陇山）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如火如荼的次生林经营技术研究
　　我院与小陇山的结缘还可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当时的吴中伦先生等年轻专家早就踏上了小陇山这片热土，开展考察调研等工作。直至1959年，应林业部加强次生林研究的要求，我院先后派出了杨培寿、史建民、洪菊生、李国猷、黄鹤羽、竺肇华、潘志刚、杨继镐、王松龄、张德宏、黄伯璿、向福祚、赵仕平、陈建业、刘兴臣等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深入小陇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长期而大规模的次生林经营技术调查与研究。
　　当时的小陇山，交通十分不便，即使有公交能达之地，也只是每天早上才有一趟，因此，绝大部分的路程都得靠双脚度量。据黄鹤羽先生生前回忆，当时的他们一到天水就开始走路，与甘肃省林科所的孟尚贤、敖复、赵健虹、吴鸿锦等人一道走到洮坪、李子园、党川林场。山路崎岖行走困难，他们就边走边调研，200多公里行走二三天。
　　当时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内容是遵照我院院所领导以及林业专家黄中立、吴中伦两位专家的意见而确定，试验场地最初选在洮坪林场。专家们根据各自研究方向各司其职。
       1960年，洪菊生蹲点李子园。他先从调查总结群众抚育次生林经验入手，总结并提出了“五砍五不砍”的原则：砍小不砍大、砍弯不砍端、砍双不砍单、砍病腐木不砍健壮木、砍杂灌木不砍经济木。1962年，洪菊生等以《李子园抚育次生林群众经验总结》为题，将“五砍五不砍”原则发表在我国林业领域最早的学术期刊、代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林业科学》杂志上。
　　1962年春，我院专家分为三个课题组。李国猷、竺肇华等为次生林外因演替动态和林学特点组；洪菊生等为抚育新世代和林木生长组；黄鹤羽、丁蓉仙等为林分改造组。研究内容涉及森林植被演替、土壤分类、抚育间伐、林分改造、采伐更新、引种、造林等多个学科。基本思路是改善林分，提高林地生产力，实现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目标，改变单向经营模式。
        为了科学地制定次生林中幼林抚育间伐规程，洪菊生、李国猷等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林龄的次生林林分生长及自然稀疏规律；根据当地次生中幼林主要类型——栎类山杨林的生长发育规律，提出了抚育间伐培育目标、起始年限、间伐强度和间伐抚育方法等技术，满足生产需要。在有培育前途的栎类山杨次生林中，选择中幼林分设置不同强度的间伐试验林，开展间伐后林分生长、林内小气候变化以及林下植被等内容的定位观察。
        经过持续4年的研究，发现不同萌生代的栎类、山杨林等生长潜力差别很大。萌生超过3、4代的次生林，林分数量成熟龄显著提早，7、8年就停止生长，成为“小老头”林。据此，洪菊生、李国猷等提出了抚育间伐的对象只能选萌生1、2次的天然次生林，而将3、4代萌生林划作改造对象，并制定了栎类、山杨抚育间伐技术标准，纠正了过去的错选错抚问题。此标准对当地和北方次生林抚育间伐起到了非常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洪菊生首次把落叶松引进小陇山，亲手在李子园林场的牛家坟播种、育苗、造林，并一举成功。他还首次在国内成功地播种了育苗波氏杨。
       1963年，我院与甘、陕、青、新、宁西北五省区林业局、部分林业大专院校等27个单位，参加了在天水召开的次生林科研协作会议。会议通过了《1963—1972年次生林科学研究分工协作方案（草案）》。1964年10月，由史建民、孟尚贤、刘玉、张德宏、林聪矮、罗世华等人完成的《李子园林区群众抚育栎类、山杨次生林效果的调查研究》，由史建民、洪菊生、李国猷、黄鹤羽、孟尚贤、陈青法、张德宏、刘玉等在李子园和党川林场完成的《小陇山次生林改造的方法及效果》等研究论文相继印发，并分别应用于生产实践。根据次生林经营利用工作的需要，制定了《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森林保护实施细则（草案）》、《小陇山林区国有林抚育、改造工作试行细则（草案）》、《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苗圃育苗技术操作细则》、《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林场生产技术责任制度（初稿）》等，并下发各个林场试行。“五砍五不砍”原则也被写进了实施细则中。
　　
　　与生产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及20多年的艰苦努力
　　据小陇山潘德乾、张小平两位副局长介绍，当时中国林科院的年轻专家们，许多人刚刚大学毕业，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理想远大，都有大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不怕苦不怕累，不管是大活小活，还是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心里装着老百姓，装着科研，装着生产。他们除从事科学研究外，诸如整地、育苗、选种、播种、培育等，样样都能干。上世纪60年代，在党川林场，华山松育苗简直就是一个大难题，老百姓不懂，年轻专家们就一点点的手把手地教，有时一件事得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教上无数遍。因此，当时的专家们既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指导者、传播者，又是实实在在的村民。
　　正因为这样，大家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异常艰苦，许多时候只能用野菜填肚子，有时甚至连野菜都没有，山里动物都缺吃少食了。据林业所老专家李国猷回忆道，有一次，他在野外做调查，背了一个装有调查表格和“午饭”的背包，放在一个已经挖好的土壤调查坑里。当他在离坑不远处开展土壤剖面调查时，发现有只黑熊正在用鼻子嗅来嗅去地围着那背包转，还拱了又拱，后来它索性趴在地上守在土坑边，一动不动。任凭李国猷怎样呼喊、怎样敲打树木，它都毫无离开之意。因为它饿了，嗅到了饭香。无奈，李国猷只好绕行下山，等到第二天才把背包取回。李国猷无比激动地感叹道，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当时还为他们每人每月补助5斤自种的粮食，老百姓还会隔三差五地给他们送一二个苞谷，让他们感到十分温暖，念念不忘，从而更加坚定了把科研和生产做好的决心。
　　因为缺吃少粮，当时的洪菊生就成了“洪大胃”，他的经验是：每次先喝一碗白开水，或一点油花都没的野菜汤，然后再吃仅有的一个窝窝头。长此以往，把肚子撑得非常大，即使后来条件好了，他的肚子也一直大着，其夫人还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逼”着他去看医生。但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被水和野菜撑大了，失去了该有的弹性。
　　当时的黄鹤羽等年轻专家想，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们想出了将科研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利用采伐带更新森林的机会，把枯枝落叶烧掉做肥料，“见缝插针”、因地制宜地套种粮食，如苦荞等。洪菊生还为李子园林场解决了冬瓜培育的技术问题。他们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三年，用聪明才智和艰辛汗水换来了后来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红桦林、华北落叶松等，并帮助当地老百姓度过了严重的生活困难时期。时任林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罗玉川去小陇山视察时，对这种林粮间种的模式十分赞赏，认为非常切合当时实际，是科技创新。此创新于1964年获得了国家科委公布的成果奖。
        黄鹤羽先生生前回忆道，因当时的交通不便，他们总是每年的3月走，10月回，一蹲就是半年多，他的一双儿女先后出生他都不在妻儿身边。因当地天冷，每天工作在野外，所以每当走时夫人总是为其准备“两双”布袜子，每双缝有9层布，因为这样就不容易被磨破。由于袜子厚感觉不太灵，有天晚上他回到住地，脱下雨靴，发现有一条蛇已死在雨靴里。他惊叹道：“幸亏袜子厚。”
　　1965年，黄鹤羽因得肝炎回到了北京，洪菊生等去了河南抗旱。之后，受“文革”冲击，中国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相继撤离了小陇山林区。但李国猷例外，他在史建民的支持下，未随大部队转移，悄无声息地坚持在小陇山蹲点：“抓革命、促生产”，整天埋头在林场里、山地里，建立试验示范林。继续开展林分改造，引进珍贵树种水楸和速生丰产波氏杨，一直坚持到1970年10月。
　　1978年，经历文革后的我院恢复建制，李国猷、黄鹤羽等再次回到党川、李子园、张家庄、百花等林场，开始恢复和复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设立的次生林研究标准实验地，先后围绕林木引种、良种基地和速生丰产林建设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并在生产中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为了逐步建成以林木良种繁育为中心的综合性种子生产和科研基地，拟建沙坝种子园。
　　1981年，马常耕主持国家“六五—七五”攻关项目“华山松、落叶松地理混合种源试验”，小陇山林科所参加，在小陇山沙坝良种基地开展落叶松种及其种源试验。随后，由甘肃省林业厅科教处赵赞统主持，我院洪菊生、黄鹤羽、李国猷、张德宏和甘肃省林科所的孟尚贤及小陇山的袁士钾、邢长威、刘玉等参加，共同开展小陇山次生林综合培育技术研究，完成了《小陇山次生林综合培育技术研究报告》。所获成果通过了林业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其成果曾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甘肃省科技推广一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4年，林业部批准由甘肃省林业厅和中国林木种子公司联合建设了沙坝林木良种基地。
　　1986年秋，马常耕到小陇山考察研究时，认定小陇山引种的朝鲜落叶松实际为日本落叶松。
         20多年，专家们一直坚持走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小陇山共综合培育次生林240万公顷，增加森林面积8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了10%，森林蓄积量增加了871万立方米，立木材积生长率由3%提高到了4.2%，总收入1.63亿元。通过大面积的生产实践，在次生林演替动态和生长发育规律、经营类型划分、因林因地、综合培育次生林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小陇山林区沟系体系，以及因林、因地制宜地进行抚、改、造、采、封综合培育次生林技术。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成了《北方次生林经营》、《甘肃小陇山次生林综合培育技术的研究》等著作和研究报告，对北方次生林经营基础、北方次生林分区经营技术、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在次生林经营工作中的应用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由面到点地总结了小陇山次生林的主要特点、综合培育技术、综合培育效果等。成果在甘、陕、辽、青等省部分次生林区加以推广，并于1983年获得了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我国次生林抚育改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合作参天大树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院老一辈专家用青春、热血和汗水播散下的合作种子早已成长为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进入新世纪，在林业建设和森林经营指导思想与目标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小陇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对林业科技进步的需求，以及长期友好而切实的合作基础，我院进一步加强了与小陇山的科技合作。
　　2001年，与甘肃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在省院合作协议的指导下，积极发挥科技资源、科研成果和人才等优势，努力为甘肃省林业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技支撑。2002年始，双方在林木遗传改良、林木种苗、森林经营、森林生态、“3S”技术支撑的森林资源动态管理等方面开展了紧密的合作。2007年，又与甘肃省林业厅签订了全面开展科技合作的协议，挂牌成立了“中国林科院小陇山科技合作实验基地”，进一步为双方全方位的林业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利平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林科院小陇山科技合作实验基地”挂牌后，双方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合作基地建设。小陇山专门成立了中国林科院小陇山科技合作基地领导小组，有力开展了林业科技合作。“十一五”以来，我院充分利用小陇山良好的森林资源和试验场地，将承担的20多项国家科技支撑、农业成果转化、“948”、林业技术推广等国家科研项目（课题）安排在小陇山实施，同时将院所长基金、林木培育实验室基金等项目，委托小陇山负责实施。我院院领导以及院办、院科技处、院省合作办、林业所、森环森保所、资信所、亚林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经常到小陇山指导并开展工作，以云杉、落叶松、楸树等树种繁育改良和森林经营为重点，以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为目标，不断引进吸收消化国内外林业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具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把实验基地建设成为了甘肃省的林业科技创新基地和科学试验示范推广基地，有效支撑了小陇山林木良种选育、森林经营和新技术的示范推广。

        通过合作项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小陇山的林业科研能力，提高了小陇山科技人员的学识水平，加强了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科技成果。

　　通过合作，建成了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云杉繁育中心、沙坝国家落叶松云杉林木良种基地和第一批国家级云杉种质资源库，营建了种质资源林和试验示范林、森林经营示范区、生理生化实验室。提升了小陇山林业科技创新与示范推广能力，使小陇山成为了“全国落叶松良种基地技术协作组”成员单位之一。有力推进了森林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点建设工作，为把小陇山林区建成温带森林可持续经营样板提供了科技支撑。其中建成的云杉国家级种质资源库被誉为“全球云杉种类最全、资源最丰富”的云杉育种和研究基地。作为成员单位，小陇山协作完成的、我院院长张守攻研究员主持的“落叶松现代遗传改良与定向培育技术体系”，于2010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通过合作，小陇山培养了一大批非常得力的科研骨干，其中有4名技术人员晋升为教授级高工，10多名技术人员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人成为了甘肃省科技领军人才，3人成为了甘肃省“333”人才，1人获得了优秀专家和天水市“科技功臣”称号。双方合作培养了20多名研究生，其中小陇山自身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有10多名。
        我院年轻专家王军辉研究员很有感触地回忆起了他与小陇山结缘的过往。那是2002年，他正在攻读张守攻院长的博士后，和马常耕先生、张守攻院长等专家一道实施“北方针叶树种良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课题，开展落叶松、云杉等树种研究，在青海等地进行了落叶松、云杉等树种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天，他与马常耕去青海一林场出差，回京途中，马先生突然想顺道探望一下小陇山的老朋友，并看看那儿心爱的落叶松。当他们背着欧洲云杉苗跑到小陇山时，当时的罗总工热情接待。谈到云杉，罗总非常兴奋。他说小陇山已引种了许多欧洲云杉，正发愁不知如何发展呢！由此，他们立即组织了20多人去中国林科院在青海的实验点学习、取经，并把马常耕请去做课题鉴定。从此，发展欧洲云杉，双方一拍即合。
　　2003年春，王军辉又背着欧洲云杉穗苗，从湖北坐火车倒汽车，经洛阳、到天水，以5000元课题经费起家，开始在小陇山开展云杉实验研究，开展嫁接、强化育苗、补光等实验，直至如今。望着一片片生长快并极富生机的云杉苗，王军辉谦虚地说：“有点成就感。”
　　在实验点，我院中青年专家继承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把培育楸树、云杉、落叶松当作事业来做。王军辉非常欣慰地说，作为合作伙伴，因为有着几十年的合作基础，双方配合十分默契，思路几乎一致，每年的工作规划、工作总结等做得十分具体，有血有肉。因此，虽然点多人手少，实验地块偏远，比较艰苦，但合作非常愉快。
　　就这样，张守攻院长率领的我院新一代中青年专家从老一辈科学家手里接过了科技合作的接力棒，以长远的眼光，搭建了共同发展的长久的科技合作平台，通过“十五”、“十一五”，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十二五”合作研究，将新的科学理念永久地注入了小陇山，让小陇山这块实验基地成为了我院的得力之手，共同以智慧和科技为国家级林木良种培育、为林业生产和老百姓服务，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目标。正如王军辉所说：“我们打的是阵地战，而非游击战；我们是主人，而非过客。”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副局长潘德乾在畅谈经验和体会时说，领导重视是科技合作的前提；以诚相待、同力协作是实现双赢的基础。他说，长期以来，国家林业局、甘肃省和中国林科院的各级领导、专家都十分关心小陇山的林业生态建设。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中国林科院的领导、专家把小陇山作为多项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参加和实施单位之一，长期深入小陇山林区，扎根一线，通过言传身教，以及手把手的指导和帮助，提高了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科技人员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为小陇山的现代林业和生态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守攻院长感慨道，良好的合作是共同成长的过程，把合作伙伴培养强大了，并且信任、理解他们，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他说，合作不仅仅是搞科研，同时也是双方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搞科研不仅仅是做项目，项目只是科研的载体。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合作，与当地政府、专家、百姓成为朋友，成为亲人；通过项目的实施，创新研究方法，建立示范样板，起到辐射作用，从而把事业做大做强。而创新并非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只有能服务国家、服务社会、造福一方百姓的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是科研的最终目标，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理想和愿望。
　　我院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院省合作将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加强宏观战略研究，促进决策科学化；组织关键技术研发，推进协作规模化；建设成果转化基地，加快推广实体化；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加强培训系统化；共建实验基地，实现平台网络化。将科技合作纳入长远工作规划，拓展合作领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地方生态环境，促进林农增收致富。（王建兰）

　
　　后记： 走过半个多世纪，老一辈专家中已有一些相继离我们远去，文中写到的老专家中现已离去的有吴中伦、黄中立、史建民、敖复、丁蓉仙、王松龄、洪菊生、黄鹤羽、张德宏。他们走了，但他们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执着奉献、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林业科技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